新闻资讯

当前位置:主页 > 新闻资讯 >

民法典出炉石破天惊,知产案先行见微知著
发布时间:2020-07-20 00:06

——以“小米科技公司等诉中山奔腾公司等侵害商标权和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为抓手,浅谈民法典时代的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

2020年5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由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对于知识产权人来说,其中尤为醒目的是第一千一百八十五条“【侵害知识产权的惩罚性赔偿】故意侵害他人知识产权,情节严重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

正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这一条款的出现既是众望所归,也是大势所趋。2018年1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所作的《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的主旨演讲中提出:“中国将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 2019年10月31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作出了“建立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重大决策,这都体现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确立知识产权严保护政策导向,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促进科学技术创新的决心。

具体到司法层面,从上至下各级法院近几年一直在对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进行一些尝试。如2016年4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纲要(2016-2120)》,提出建立补偿为主、惩罚为辅的侵权损害认定机制,加大侵权赔偿力度。江苏省高院2019年8月22日公布实行最严格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相关指导意见,其中提及要破解“赔偿低” ,积极适用惩罚性赔偿。实际运用中,最典型的就是“小米科技公司等诉中山奔腾公司等侵害商标权和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以下简称“小米诉奔腾案”)。

在“小米诉奔腾案”中,原告的“小米”商标在被告中山奔腾公司申请注册“小米生活”商标时已构成驰名商标。而被告刻意使用结构相似的宣传语和配色方式近似的产品包装,此外不仅注册该案所涉“小米生活”商标,还在不同类别注册“生活小米”、 “MILIFE”、“智米米家”、“智米生活”等商标,更申请注册“盖乐世”、“百事可乐PAPSIPAPNE”、“威猛先生WEIMENG”等知名商标;被告独领风骚公司原企业名称中的字号与原告的“米家”商标文字、呼叫相同;申请注册和使用的域名系摹仿、翻译原告的案涉商标;在微信公众号中自称为“米粉”的交流聚焦地;以原告的“智米”商标作为其企业的字号。可见两被告全面摹仿原告的商标、宣传语、粉丝昵称、品牌配色、域名,刻意强化与原告及其商标的近似程度,其攀附原告及其商标知名度的意图极为明显,属于以歧义性语言或者其他引人误解的方式进行商品宣传,并且实际已经造成相关公众的混淆误认,不正当地攫取了原属于原告的竞争优势。法院认为两被告的侵权行为具有极为明显的恶意,情节极为恶劣,所造成的后果亦十分严重,应当适用惩罚性赔偿。

概括地讲,可以认为,这种“故意”和“情节严重”包括侵权人在权利人发出侵权警告函或通知后无正当理由继续实施侵权行为;侵权人与权利人或其被许可人之间的代理、许可、合作关系终止后未经许可继续实施相关行为;侵权人不履行行为保全裁定继续实施相关行为;侵权人在法院或行政机关对相同行为作出判决或处罚决定后继续实施相同侵权行为;侵权人以侵权为业,不断变换公司名称或新设立公司实施侵权行为;侵权人故意攀附驰名商标声誉抢注相同、近似商标或者实施其他商标侵权行为等情形。

类如“浙江生活家巴洛克地板有限公司与巴洛克木业(中山)有限公司、太仓市城厢镇门迪尼地板商行等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中,浙江生活家巴洛克地板有限公司原本只是巴洛克木业公司的代加工商,在合作关系解除之后,却在同种商品上使用与巴洛克木业公司知名商品特有包装相同或相近似的包装,打着正品旗号在全国大肆销售假货,最终法院判决侵权方浙江巴洛克公司赔付1000万元。

首先,在惩罚性赔偿的适用上,应当遵循请求原则,一般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以当事人请求为前提,不应当主动适用惩罚性赔偿。

在“小米诉奔腾案”中,关于赔偿损失及合理开支的数额,原告要求按照被告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计算,并考虑驰名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以及侵权时间、范围等因素,对被告中山奔腾公司、独领风骚公司、麦大亮的恶意侵权行为适用惩罚性赔偿。

法院认定适用惩罚性赔偿后,根据惩罚性赔偿计算出的数额大于原告提出的金额,最终,以原告要求两被告赔偿经济损失5000万元诉讼请求为限,予以全额支持。

其次,关于惩罚性赔偿的提出方式。笔者认为,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请求原则上应当在起诉时通过书面形式向法院提交,作为明确的诉讼请求列入民事起诉状的中,例外情况下可以口头申请,并记录在案。但是,如果当事人并未在起诉时申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32条的有关规定,权利人最迟应当在法庭辩论结束前向法院提出。

最后,如果权利人提出申请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时机,应当是在一审中。民诉法解释第328条规定,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者原审被告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者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但惩罚性赔偿是和补偿性赔偿有机结合为一体的,并非新增加的独立的诉讼请求,故该申请只能与补偿性赔偿一起提出。因此,权利人在一审中未提出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请求,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其在二审中不得再行提出,也不得单独就惩罚性赔偿再另行起诉。

惩罚性赔偿数额的确定,主要涉及赔偿“基数”和惩罚性“倍数”的确定问题。赔偿“基数”一般是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非法利益或受害人在被侵权期间因侵权所遭受的经济损失,综合考虑因侵权行为导致的价格侵蚀,许可费,权利人商品(服务)、侵权商品(服务)或者同期同类商品(服务)的价格、利润率,商誉损失,可得利益损失,技术成果的研发成本及其对商品(服务)价值的贡献度等多方面因素,确定与知识产权市场价值相适应的侵权损害赔偿数额。特殊情况下,也可以法定赔偿额作为基数。但权利人维权支出的合理开支,不纳入计算基数。

在“小米诉奔腾案”中,一审法院按两被告侵权获利数额的二倍计算,数额为55466143.2元;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按两被告商标许可使用的许可使用费及合作生产、销售产品的销售额计算,仅作为商标许可方的利润即超1000万元,尚未考虑被控侵权产品销售所获利润,该部分应不低于商标许可方的利润,两者相加应与网店销售获利相当,同样按二倍计算,也超过原告要求赔偿经济损失的数额,故对原告要求两被告赔偿经济损失5000万元的诉讼请求予以全额支持。原告为制止被告的侵权行为,支出律师费、公证费、财产保全保险费及文献检索费等费用共414198元,有发票为证,且与其诉讼行为及提交的证据相对应,亦未超过相应标准,也予以支持。

二审期间,法院发现直到该案二审审理期间,被告中山奔腾公司等仍在持续宣传、销售被控侵权商品,侵权恶意十分明显,侵权商品种类多、数量大,侵权规模极大;部分被控侵权产品甚至存在质量问题,客观上严重损害了原告商标所承载的良好声誉。上述因素在确定惩罚赔偿倍数时均应予以考虑。据此,二审法院将一审法院确定的二倍赔偿倍数标准酌定调整为三倍,同时区分计算被告自营店和经销商的销售额,认定被告侵权获利共计 2039万余元,按照 3倍计算为 6118万余元,一审判决全额支持原告索赔 5000万元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二审法院于 2019年 12月 31日作出( 2019)苏民终 131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关于惩罚性赔偿的倍数问题,商标法、专利法草案和著作权法草案都规定了一到五倍。笔者认为,在倍数的确定上,属于法官的个案自由裁量权,法官应当在法定倍数幅度内,充分考虑被诉侵权人的恶意程度和情节严重的程度,以及基数确定方式和数额大小,确定一个与被诉侵权人的侵权情形相适应的倍数,该倍数甚至可以不是整数。

在具体案件中,各方当事人应当尽力举证,请求赔偿的一方应当提供本方的计算结果及相应证据。另外也可以借助第三方中立机构的力量,充分发挥技术检索、大数据分析等专业平台以及技术专家在纠纷处理中的作用,让专业人士解决专业问题。

首先,按照民事责任优先原则,在解决责任竞合时的法律原则,即同一责任主体的财产不足以同时满足民事责任、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时,优先承担民事责任。刑事没收非法所得、罚金或行政罚款等与民事损害赔偿不能兼顾时,优先保障民事案件权利人获得民事损害赔偿。

其次,刑事责任、行政责任与民事惩罚性赔偿应当统筹考虑。虽然三种制裁都是对被诉侵权人同一行为进行处罚,都是由被诉侵权人承担责任,但是刑事和行政处罚是公权力对被诉侵权人的处罚,其所承担的责任是为了恢复社会关系,具有惩罚性质,而民事赔偿是对权利人利益的弥补,具有补偿性质,三者在价值取向上是不完全一致的,应当可以叠加适用。如在刑事案件中,被告被判处财产刑的同时,被害人依法也可以提出附带民事赔偿诉讼。但是,在确定惩罚性赔偿数额时,法官也应考虑被诉侵权人已经为自己的行为受过刑事或者行政处罚的事实,避免重复制裁情形的发生。如果侵权人只需要承担民事责任,那么法院就可以使用惩罚性赔偿,对恶意的侵权行为进行制裁,客观上更好的达到预防侵权行为的发生。

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颁布,以及后续商标法、专利法草案和著作权法草案的陆续出新,彰显了国家通过立体化的司法体系,落实最严格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理念,进一步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优化法治营商环境的决心。笔者相信在此最严格保护知识产权背景下,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实践和运用,必定能够实现知识产权司法实践对民营企业的平等保护,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打造知识产权保护有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