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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矢”与“钧金”:西周时期民事、刑事诉讼
发布时间:2020-07-07 23:07

我国西周王朝和古罗马都属于奴隶社会比较发达的阶段。这个时期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奴隶主阶级利益和巩固奴隶主阶级的专政,在法律制度方面,都创设了一套与奴隶主阶级利益及制度相适应的法律。这些法律制度有些是迥然不同,也有一些是相似的。现就诉讼概念、起诉、审判等诉讼制度,将我国西周与古罗马分别比较于后。

诉讼的概念,在我国西周时期(包括以后)诉和讼是不同的。所谓诉,“告诉冤枉也”,《周礼司寇》中所说的“民狱”,据郑玄《注》:“狱谓相告以罪名”。所以“狱”,就是“诉”,“诉”就是申冤。由此可知,“诉”就是现在所说的刑事诉讼。所谓讼,大体包括三种意思:一是争财。《周礼地官大司寇》:“而有狱讼者”,《注》:“讼谓以财货相告者”;二是指违反买卖契约。《周礼夏官马质》:“若有马诉,则听之”。《注》云。“讼谓买卖之言相负”;三是指欠债不还,《南史·齐竟陵王子良传》中有“讼嫂负钱”句,注者谓告其嫂欠钱不还。

由此可知,“讼”就是现在所说的民事诉讼。所以有的学者说,《周礼》中的“地官媒氏所云男女之阴讼,则今所谓人事诉讼之婚姻事件;乡师断其争禽之讼,司市以质剂结信而止讼,及其属市师贾师之听讼,想不外关于交易上的争讼,则债权之诉讼也。至于夏官墓大夫凡争墓地听其治讼,系属疆界土地之争,是又非今日所谓物权之诉讼欤?”

战国李悝《法经》中的《囚法》,即我国有关诉讼法的规定。以“诉讼”名篇者,自元代《大元通制》始,明、清仿元制,均将诉讼列于律书的一定部位中。既有刑、民诉讼,也有刑、民性质的法律规范;不过民事法律规范不像刑事那祥发达,大都归之于礼而已。据上所述,可见我国远在西周就有诉讼制度,既有刑诉制度,也有民诉制度,也有民事法律规范。

古代罗马关于诉讼( Ludicium)一词,源于 Lusdicese,意为树立公道,排解纠纷和对犯罪分子定罪量刑。诉讼分为两类:一是公诉,即对损害国家利益的案件进行审理:二是私诉,即对有关个人利益的案件进行审理。

这样区分,与罗马法学家将法分为公法与私法相适应。我们认为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无所谓有专门维护国家利益的公法与专门维护私人利益的私法之分,从本质上说都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不管实体法或程序法都是如此。罗马法学家的这种区分,对审判机关活动的本质,起着掩饰作用,当然不足取。

西周,不论刑、民案件,凡涉讼者,均由当事人或被害人向官署告发,叫做自诉第三者向官署检举、揭发犯罪分子,叫做告诉。《周礼·秋官·司寇》所说:“挢诬犯禁者,作言语而不信者,以告而诛之。”即向官署检举揭发的例证。

民事案件的起诉,要求双方到庭,所谓“以两造禁民讼”,即原、被告双方都到庭,刑事案件的起诉,要有诉状,所谓“以两剂禁民狱”,“剂”,券契之属,即狱讼之要辞,相当于现代的诉状。”必须有讼状才受理。民事案件的起诉是否要诉状,从文字上推敲和两句相比(即以《两造禁民讼”和“两剂禁民狱”两句比),应当说是不要的;但也不是一告就准,可能还要提出点证据。《周礼秋官:七师》所说凡以财狱讼者,正之以傅别约剂。”郑锷解释说:

“称责之财,则傅之以约束,别而为两,人执其一;买卖之财,则立为限,约而有剂券以身执。故以财致讼者,操之以为决。”

所谓傅别,就是骑缝契约约剂,就是合同之类。可见民事案件的起诉,除双方到庭外,必要时还要拿出证据。

其次,起诉要缴纳诉讼费。民事缴纳“束矢”。“矢”,就是箭,“束矢”就是一束箭。郑玄注:“古者一弓百矢”。故一束为百支箭,即民事的诉费为一百支箭,对败诉者则没收;刑事则缴“钧金”。一钧等于三十斤,“金”即铜,所以刑事案件的诉费是三十斤铜。办完上述手续后,“然后听之”,即收案审理。特别应当指出的,西周的地方官开创了就地办案的优良审判作风,他们到民间去,就地受理案件,并就地解决其纠纷。《诗经》中的《甘棠》一诗,“据说就是颂扬召公爽听讼于基层的诗篇”。

共和国时期民事诉讼程序分两个阶段进行,即法律审查阶段与裁判阶段。前一阶段所要解决的问题是:诉权应否为法律所承认,请求权属于何种性质,怎样适用法律等,后一阶段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对案件作实质审查,如讯问双方当事人,审查证据,依照长官指示进行判决等。前一阶段,在共和国初期由执政官进行,到公元前四世纪中叶由裁判官主持,后一阶段由指定的民选独任法官进行。

起诉,初由原告以口头向执政官提出,并传唤被告一同到庭。如果被告不听传唤,原告可请邻人作证,以暴力迫其前往,或由被告找保,保证随传随到。不写诉状,但要严格遵守法定的言词和形式,稍有差错,则败诉,如诉讼标的是葡萄园,起诉时应用“树木”一词,不能用“葡萄”一词。所谓形式,据载当时有五种:神圣金式、拿扑式、请求指定法官式、要求返还式以及扣押式,而最普遍的是神圣金式。以上五种,统称旧式诉讼。它们的特点是充满了形式主义,好象是在演戏。

古罗马起诉是否收诉费,无明文规定。根据神圣金式,其败诉者,不仅丧失所争标的,且没收神圣金归国库。从性质上说,类似赌注,但钱归国库了。从钱的归属说,与“束失”一样。从渊源上考察,神圣金源于寺庙审理案件,出于神权,西周的“束矢”以及入“钧金”,据研究者解释,“束矢”的目的在于作为保证禁之不使虚诬乱讼;必入金者,取其坚也,亦为限制诉讼之意。这是从实际出发所采取的针对性措施。所以从理论上较罗马为优。但数字太高,无异敲诈,特别对刑事自诉人、民事原告,也要“入钧金”、缴纳“束失”;否则即认为“自服不直”,看来也是“衙门口向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了!

古罗马共和国的后半期开始,随着经济和商业的发展,罗马市民之间以及异邦人之间,纠纷日渐增多,旧的诉讼形式,已不足保护奴隶主阶级的利益,渐被淘汰,代之而起的是程式诉讼。

所谓程式诉讼,指裁判官作成一定程式的书状,移交给民选法官,命令他按照书状上的记载而进行裁判,与前所不同的是将五种旧式诉讼形式废除,其他方面基本相同,例如诉讼仍分两阶段进行,起诉仍向裁判官为之。在法律审查阶段,如果裁判官认为原告所诉有理,应作出一定程式的书状,移交给指定的民选法官受理。书状的内容是:1、请求原因;2、请求目的;3、抗辩记载;4、指定民造法官;5、判决的提示;6、附加记载,如“一事不再理”等。

如果裁判官听取了双方辩论,认为原告无理,或被告完全承认原告的请求,无事实上的争执,裁判官可自行裁判,不再移交给民选法官审理,此案即为终结。

帝国时期,由于中央集权加强,取消了诉讼程序两阶段的划分,民选法官也不用了,诉讼由裁判官进行,后来改为“由浦林兹浦斯的机关(罗马总督或各省统领)及皇帝自已(作为最高审级)进行审理”。因而把这种诉讼,叫做“非常诉讼”。起诉,初向裁判官,后向罗马行政官提出,然后以官署的名义传唤被告。传唤的方式有三:1、嘱托传唤,指被告不在本辖区,由所在地官署代为传唤;2、公示送达,指被告所在不明,将传票贴在公共场所,限期到庭应讯;3、通知。以上三种形式,根据具体情况,区别使用。但自传唤以后,如果被告不听传唤,不到庭应讯,或故意迟延,或逃之夭夭,以犯罪论,依法给以惩处。

西罗马帝国末期,起诉应有诉状,将请求要点书写清楚,然后受理。优帝时对诉状的要求更严,通称为起诉书,除要求将诉争的要点和请求目的写清楚外,并应提出证据和保证,签名后,呈送主管官署。经审查,如原告之诉未被允许,应缴纳诉讼标的十分之一,作为诉讼费,归入国库。

古罗马到了帝国时期可谓“民法多而刑法少”的典型。正如有的学者说:“刑罚的轻重,则广泛流行不定量刑制度,即在法律上没有明确指出如何量刑,而由审判案件的机关自行决定”。也就是说“罗马从来没有详尽的犯罪表目,就是对法律所列举的各种犯罪也没有规定明确的定刑规则。”

决定某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对该行为如何惩罚,早期是他的公职人员,晚期则是皇帝和侍臣。实体法如此,程序法又如何呢?“无法测知的官署秘密笼罩着整个诉讼过程。”可见谈不到有什么程序法可言。试想在一个定罪量刑“而由审判案件的机关自行决定”,又无保证刑法正确执行的诉讼法,而是“无法测知的官署秘密笼罩着整个诉讼过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度(那怕它再强大,把地中海变成了他的内湖),也就可想而知了。

再看我国的西周,它的民法少而刑法多,这是公认的事实,勿庸讳言;但“唯文王之敬忌,分乃裕民”。什么是“敬忌”?周公解释说:“文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刑法虽多,而“明德慎罚”,一方面尊敬、照顾孤苦老人,甚至泽其枯骨,另方面严格控制刑罚的乱用,实行裕民政治,不是出现了一个国泰民安,歌舞于庭的文明盛世吗?孔子早就说过:“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怎能以刑、民法所占比例多少而机械断定一个国家“开化”或“半开化”与否呢?我国西周的诉讼制度制度是否优于古罗马,自是不言而喻了。